生活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出行用导航系统，起居用品由工厂自动化制造，每天出门前看一眼24小时天气预报，足不出户就能与远方的朋友聊天视频……在80年代，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  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，在短短的几十年内，从世界末端走到了前端。而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便利，其实不能离开一次“走后门”。

  1980年代，世界局势风云变幻。美国总统里根突然发布“星球大战”计划，抗衡苏联日益强大的核武器技术。美国的新策略，是靠高新技术带动军备竞赛。这对冷战时期的各国来说，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，科技强国的时代来临了。

  随后，苏联与东欧发布“科学技术进步综合纲领”、法国发布“尤里卡计划”、日本发布“振兴科技政策大纲”。这些动作，是对中国的一种无声催促。

  1986年年初，国家召开针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研讨会，科学家王大珩参加完会议，回到家里，思绪繁杂。

  王大珩是我国的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参与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组织制造，在国防光学、空间科学技术等方面有重大贡献，被称为我国的“光学之父”。

  身为一个科学家，他比谁都清楚，科研在很大层面上，比的是速度。再不开始做点新东西，我们注定要被世界抛在身后。与如今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不同，“冷战”时期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是要挨欺负的。

  然而，国家目前依然没有大的动静，甚至还有人说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财力和精力发展科技，不如等美国研制出新成果，到时候我们经济储备也足了，重金把技术买下来，省时省力。

  一个国家最尖端的科研成果，是用钱能买到的吗？换位思考一下，有哪个国家，能把关系到自身国力的技术卖掉？

  王大珩完全不赞同这样的观点，然而，科学家们的声音，在会议上并不如政治家洪亮。这僵化的局面，需要找个办法来打破。

  来人是同他一起参加会议的科学家陈芳允。他和王大珩的看法一样，按捺不住焦急，大晚上跑过来找他商量。

  二人对坐长谈许久，最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：只能寄希望于。只要他肯拍板发展科技，一切都好说。于是王大珩说：“我们干脆给同志写封信吧！”

  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深夜，王大珩在书桌前展开纸张，字字斟酌，写下了一封长信，即《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》。

  他在文中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焦急的心情——再不抓科技，国际地位堪忧！随后，王大珩和陈芳允一起找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、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联合署名，耗时一个月，在1986年3月份完成了这份《建议》。

  时间就是金钱。在大局面前，王大珩生平头一次走了“后门”。他找到的女婿张宏，托他把《建议》直接交给同志。张宏在中国科学院工作，很是理解王大珩的心情，当即同意了他的请求。

  于是，信件直接被带到了的桌上。短短两天后，就回复了批示：这个建议十分重要，此事宜速决断，不可拖延。

  1986年3月8日，国务院召开会议，商讨高科技发展计划的相关事宜。3月到8月期间，100多名专家分成12个小组，仔细研究实施细节，终于通过了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》。

  在初次表态后，王大珩和陈芳允等科学家就开始忧心资金的事。科研是非常烧钱的，而八十年代毕竟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薄弱时期，老百姓都尚且扎紧裤腰带过日子，为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科学技术，国家能投多少钱？

  几名科学家聚在一起时，王淦昌闷闷地说：“能省就省，我看一年能投两个亿就不错了。”

  大家都长叹了一口气。拿两个亿搞科研，只能搞得不上不下。在大家抱着“有总比没有好”的心态等消息时，谁都没想到，直接批下了100个亿！这大概也是国务院如此重视863计划的原因之一。

  为了让资金可以应用得当，全国上下所有科学家，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来。863计划在能源、材料、信息、自动化、航天、生物、激光这7个领域立项，全方面提升了中国工业产能，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方式。

  早在1964年，曾在王大珩的陪同下参观长春光机所。王大珩是长春光机所的第一任所长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我国的光学事业，在长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知道，国家的未来与科研事业息息相关，一直很支持王大珩等人的工作。

  直到1977年，形势松开了口子。王大珩胸中闷着的那股气，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
  8月，亲自召开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，得知王大珩居然在扫厕所，他十分惊讶，没有顾及制度上的不妥，一定要让王大珩过来参会。

  在会议上，点名让王大珩发言，王大珩便汇报了长春光机所遇到的种种问题，句句诚恳，词词沉重。很是痛心，立马让下属们关注长春光机所的问题。

  1978年，166位科研人员全得到。王大珩回到正常状态工作后，没有辜负的重视，代表中国成为了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。

  在863计划中，他和一众科学家完全对得起100个亿的信任，把科研与工业产业以极高的效率结合起来，实现了高度的转化。

  科研能从实验室里迅速走出来，被应用到实际在做的工作中，与王大珩的经历是分不开的。

  王大珩从小就是个神童。他的父亲是一名天文气象学家，在课堂之外，他会给孩子灌输很多科学知识。王大珩5岁就上了小学二年级，初中毕业的时候，已经在父亲的帮助下，把高中数学课程学完了。

  1932年，王大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，这里竞争非常激烈、制度严格，入学的28名同学中，只有12名熬过了第一个学期，随后的三年半，又有2名学生淘汰。1936年，只有10名物理学学子从清华毕业，其中就包括21岁的王大珩。

  1938年，王大珩考到了留英的名额，进入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。他的才能，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培养。

  进入学校不久，他就发表了一篇惊艳学界的论文，内容新颖独到，至今依然被广泛引用。当时，王大珩的教授看完这篇论文，感叹道：“我觉得中国的未来有希望。”

  两年后，王大珩拿到了硕士文凭，进入了谢菲尔德大学，在著名光学教授特纳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。在他求学期间，一位曾经的同窗告诉王大珩，他自己所在的英国昌斯玻璃公司正缺一名物理师，他们很欢迎王大珩过来工作。

  一边是马上就要到手的博士学位，一边是大公司的工作机会。很多人都觉得，王大珩会陷入两难境地，但其实，他并没有犹豫多久。他曾作诗：“须当爱国者，志把中国兴”。

  从小，父亲就给他灌输科技可以强国的道理，他也一直视中华崛起为己任。他知道祖国最稀缺的是实践性的人才。学术做得再好，不知道怎么应用，对当时人才稀缺的中国来说，有什么用呢？

  可能是出于天才的自信，文凭在王大珩眼里，并没那么重要。于是，王大珩放弃了博士学位，开始了6年的实践之路。这6年的经验，在他回国之后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。

  1942年，正是二战消耗设备的时候，望远镜、经纬仪等光学器材非常抢手。英国昌斯玻璃公司是这块市场的大户。进入公司后，王大珩发现稀土光学玻璃是一块还没被开发的新领域，这种玻璃折射率高、色散低，能极大地改善仪器的成像质量。王大珩和同事一起着手研究，很快就将稀土光学玻璃应用到实际生产中，为昌斯大赚了一笔。

  除此之外，王大珩还研制出V-棱镜精密折射率测定装置，获得当年英国的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。这个仪器，后来成为昌斯公司的基本测量仪器，被带回中国，在科学仪器展览会上展示。展会上，一位英国专家特意对观众说：“你们中国的科学家王大珩先生，设计线年，带着扎实的学科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王大珩回到了祖国，开启了为国奉献的旅程。

  王大珩还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的发射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上的支持，成为“两弹一星”元勋。

  为了鼓励学子们奋进，王大珩出资设立了“中国光学学会科技奖”，后来，这个奖项被光学学会更名为“王大珩光学奖”，直到今天，这个奖项依然是光学学生的荣誉勋章。

  王大珩一生中最高的追求是科学，这种实事求是、不慕功名的品质，在他一生中的每个阶段都有所体现。

  筹资出力的王大珩会把实验室揽在自己名下，而王大珩并没有把这个风光无限的部门握在手里，直接把主任的职务交给了另一位科学家龚祖同。

  这意味着，虽然技术、经验是王大珩的，但“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”后面，第一个名字将永远是龚祖同。

  晚年的王大珩，生活得平静而充实。他与其他五名院士一同提出设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

  2011年，王大珩于北京逝世，享年96岁。他的同事、亲人、学生，在眼泪中送走了这位单纯热忱的大科学家。